黃振洲

hi，我很又很久沒來了，很謝謝你上次在122提到的我們都要做好準備的論述，不過我比較希望有機會的話能夠討論你認為的死刑應該違憲這件事，我其實很喜歡看那些媒體報導的重大刑案的判決書，包含2014年在捷運殺人的鄭捷，因為經過法院完整調查，才能更理解犯案人的動機與成長背景。目前最新的死刑一審判決應該是去年的三重滅門案，也是國民法官第一個判死案例，不過這個113年薪北地院判決不知為什麼被系統列為不公開，因此只能看到新聞稿。 我想問的是，以今年一審的兩個死刑案例為例，一個是在2023年發生的高雄噪音殺人，一個是去年發生的三重滅門，這兩起命案的共同點都有殺害兒童，而且動機很難被大眾憫恕，一個是因為噪音糾紛，但是否真有噪音，看起來既狀況不站在殺人者納編，因為殺人者表示有噪音的某次，實際上被害人並不在家，而且該判決書中，加害人表示你(被害夫妻)讓他們在14樓(加害者在13樓，在被害者下方那戶)鑽兩三個月，如果被害人真的有工程，一定知道，但實際上就是沒有。而且他殺人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告知就殺了小孩的母親，當時母親正要帶小孩出門準備上學，小孩在客廳等，所以門開著，行為人進入之後再沒告知的情況就殺了媽媽，然後還跑去主臥室殺了正在睡覺的小孩爸爸。 第二個三重滅門案基本上就是男方認為太太不快樂，但其實她自己也有欠賭債等自己的問題，然後就殺了太太、岳母，還有太太跟太太跟前夫生下的三歲小孩，而且殺小孩的原因就是不要留活口，也是為了減輕逃亡難度，然後他抱著一隻狗跑到台中被警察抓了，我相信你如果去查資料，都能理解這些人的動機真的很難被社會接受，那對於這種惡性重大的人，為什麼死刑還是不該動用的呢？另外，如果沒有死刑，這些被判處最重刑罰的犯人該怎麼管理呢？國外怎麼做？似乎很少人在思考這件事，個人支持漸進廢死，但必須在廢除之前先建立配套，如無期徒刑假釋門檻等，還有，如果沒有死刑，假設疾行就是無期徒刑，那這些很難甚至不能出獄的人，該讓他們在監獄裡怎麼樣能夠貢獻社會？現在勞作金低的超級誇張，根本不可能讓他們養活自己，納在這情況下要關到死，該怎麼管理他們？總不可能說廢死以後只是把它們丟在監獄不管理不教化吧！

Andy

珞亦您好，非常感謝您深入剖析言論自由從「免於壓迫」轉向「自我治理」的時代困境，以及演算法如何導致言論市場失靈的精闢論述。 我注意到您最後的論點導向「需要新的智慧進行合理管制」，但最終沒有明確指出您個人會傾向平台自律（加重平台責任）還是政府介入（以法律規範演算法）。 我對此點非常期待，想以留言的方式跟您請教這兩者之間的權衡，以及如何融入台灣的憲政脈絡： 核心提問：面對演算法的挑戰，誰來控管，以及如何控管？ 1. 國際經驗與憲政背景的差異 當我們討論管制主體時，國際上存在不同觀點與背景，這深刻影響了其對言論自由的界線： 我想以2020年，川普被Twitter因煽動暴力而遭刪文的事件（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莊事件後，推特（Twitter）等社群平台以川普的發言有「進一步煽動暴力」的風險為由，對其施以永久或暫時的帳號封鎖。這起事件立刻將「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查權力」推上風口浪尖。），做提問。 以下是我個人粗淺的觀點理解: 美國觀點： 美國網路平台有受《避風港條款》保護，賦予平台免責權，讓其能自主審查內容，體現了「限制政府權力、保障人民自由」的最高原則。 Twitter 沒有言論審查川普，也沒有扼殺川普的言論自由。這是因言論自由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。而整套美國憲法的出發點，是用來拘束政府的權力。只有政府的行為才會侵害言論自由，個人與企業無法。 歐洲觀點： 而歐洲如梅克爾曾認為應由政府來管（https://www.ithome.com.tw/news/142162），而非將責任留給平台自行負責。這也與歐洲習慣由國會或政府制定詳細規則進行管制有關，相對較少出現言論審查爭議。 我的粗淺認知是：台灣憲政設計與歷史經驗，與歐洲（例如：習慣由國會/政府立法管制，如NCC）的背景可能似乎更為接近。 想請教對台灣憲法有豐富認識的您：在這樣的國際論述下，您會如何思考「平台控管」與「政府控管」的界線，以及兩者應如何適用台灣的憲法精神？ 2. 控管方式的具體想像 無論最終傾向哪種控管方式，都必然涉及對言論自由的界線劃定： 如果您認為「政府控管」是必要的： 您提到「合理管制」，如果採類似NCC的管理模式（公權力介入），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介入演算法或資訊傳播，才能符合您所定義的「言論自由界線」？ 例如，對於您提到的「假訊息」，政府立法應如何劃定界線？ 如果您認為「平台自律」是可行的： 您提到平台對兒少性剝削負有責任，若以現行Meta廣告須實名制（以應對詐騙）這種平台機制為例，您認為平台至少應負起什麼樣的責任底線（例如在處理煽動性言論或仇恨言論時），才能確保言論市場的「自我治理」？ 期待您的進一步解析，謝謝！